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韩天衡

在学术活动期间带着福州文联副主席林公武、福州市艺术馆馆长傅永强参观了杭州可承石雕艺术馆，他以国家一级美术师的眼光，对青田石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切中时弊的点评。

　 韩天衡说：自从明代文彭将雕刻饰物的石材用来制石章，当时的文士骚客，如蓬从风，耕石不倦，从而开辟了我国篆刻史上的石章时代。倘要考察文彭“引进”印坛里来的石材，它的故里是在浙江的青田。青田石在中国印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最早被引入篆刻艺术殿堂，最受篆刻家推崇、应用最广泛的印材。

　　青田石被选用于主流治印，是青田石的石性所决定的。因其石质细腻，脆硬合适，随刀刻划能尽得笔意韵味，使用青田石能集篆与刻于一体，两个过程均完成于印家一人之手。近代，青田石以其卓越的天然品质，渐渐托起了一个国际级的印学社团西泠印社。韩天衡对青田石极为推崇，他曾在《我所认识的青田石》一文中说：“以印材论，上品青田石本身即为艺术品，……毋论质地冻或非冻，石性皆清纯无滓，坚刚清润，柔润脱砂，最适于受刀听命，最宜于宣泄刻家灵性，因此青田石是印人中最中意，最信赖的首选印石。”

　　韩天衡说，青田石是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与盛产巴林石赤峰市相比，在资源保护方面青田县比赤峰市差远了。作为江泽民赠送的国家礼品，韩天衡曾受命为参加亚太峰会的领导人治印，用的印材就是巴林石。赤峰市对巴林石的开采有组织、有步骤、有章法，对石矿该封的封起来，该保护的保护起来，甚至对已经流落市场的高品位巴林石，有的还采取回购手段。他们视资源为珍宝。相比之下，青田石的命运就没有巴林石幸运了，开采挖掘基本上处于无序状态。谁惜资源，谁得天下，谁有资源，谁得天下，将来肯定是巴林石的天下。

　　韩天衡说：“印，执政所持信也。”古人为执政所持便于携带印信，就在玺印上方穿孔系上印绥佩于腰，这就诞生了最早的印钮。秦汉以来，印钮功能由原来的便于执捺系佩，进而成为权力大小的凭证信物的一种标志。元末王冕始以石刻印，印钮功能从实用性过渡到工艺艺术性。明代中期私印印钮朝微刻艺术的方向发展，逐步成为一种可以独立欣赏的工艺美术品。清代以来制钮名家辈出，无石不钮，惟妙惟肖的印钮雕刻艺术得以空前发展，自成体系，与传统的印章篆刻艺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韩天衡不无遗憾地说，靠印章篆刻扬名的青田石，而今在印钮艺术上却无所作为，青田没有留下一方好的印钮来。好的印钮都出自福建寿山，这跟青田县对青田石的定位有关，在寿山，最好的石头做印，在青田最好的石头做雕，在寿山最有本事的做钮，在青田，最有本事的雕件。

　　出版有《中国篆刻艺术》（有日译本）、《中国印学年表》、《历代印学论文选》、《印学三题》、《篆法辨诀》、《韩天衡印选》、《韩天衡书画篆刻》、《秦汉鸟虫篆印选》、《天衡印谭》、《天衡艺谭》等，著有《书法艺术》、《篆刻艺术》、《画苑掇英》（合作）电影剧本三部。

来源：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26日10:33  新民周刊

　　韩天衡说：在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藏品再精彩，看过、抚摸过，即为拥有，我只是个保管员。

　　主笔/沈嘉禄

　　千件珍品，一片丹心，价值岂能金钱估

　　连着三天大雪，豆庐小花园里的景色格外妖娆，圣诞花依然鲜红欲醉，松针则刺破积雪，挺着翠绿，慢慢消融的雪水滴在石阶上，倒映着一方蒲扇大小的蓝天，愈使浮动着的空气清冽湿润。寒冷是实在的，更实在的是韩天衡的脸庞，红润中透出一抹掩盖不住的豪迈。一缕阳光穿透窗户，轻轻打在稍显凌乱的画案上，正好照亮了一方鲜红的雕有印钮的寿山印石。

　　长桌上摊着几叶A4纸，记者拿过来一看，正是他的捐赠清单。飞速一扫，上面承载着如此信息：韩天衡自青年时期到今天的书画作品290件，都是出版过的，包括：画65件，书90件，印章、瓷盘、竹刻、笔筒等135件。明清以来的名家书画250件，包括部分碑拓、信札、题字等。文房杂件463件。记者想要一份作为资料，韩天衡表示现在还不能公开，“本来是这样安排的，上海两会一结束，市领导就会来见证有关方面与我的签约，但现在领导要去南京参加一个重要活动，这件事就得再晚几天办。也好，这几天我还能与即将嫁出去的‘女儿’聊聊心里话。”

　　韩天衡有一子一女，但他在这里说的“女儿”，就是极为丰富的艺术收藏，其中一些的“年龄”，则远远超过子女啦。

　　记者心有不甘，再次细看了一眼捐赠目录，在名家书画部分看到了明清以降几十位重量级的大师，他们中有祝枝山、文征明、董其昌、吴让之、黄道周、张瑞图、倪元璐、金冬心、石涛、伊秉绶、邓石如、吴昌硕、任伯年、左宗棠、齐白石、赵之谦、潘天寿、谢稚柳、陆俨少……记者联想到去年秋天北京嘉德和保利两大拍卖公司创下的数十亿成交金额的历史纪录，也想象着这样一批书画杂件如果印成目录的话，其厚度、其分量、其精彩程度，足可与它们的拍卖图录媲美了吧。算了，不要提钱，一提就俗了，但读者自己可以去算一下。

　　“1003件藏品，这是一个偶然的数字。”韩天衡对记者说：“每一件都是经过反复挑选的精品，还考虑到流派的代表性和艺术家个人风格等因素，如为了过千而刻意凑成这个数字，那就没意思了。”

　　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上海老一代书画家中有多位曾经慷慨捐赠过，陆俨少捐出70件，遂有嘉定的陆俨少艺术馆；刘海粟捐出900余件，这批书画现在成了刘海粟美术馆的镇馆之宝；朱屺瞻与程十发捐出的书画也过百了，为两个大师的艺术馆奠定了基础；唐云与钱君匋两位大师也有捐赠，但他们的纪念馆建在浙江的故乡，数量也没有过千。而这一次，韩天衡的捐赠从数量上说创下了新纪录。

　　不过韩天衡向记者强调说：“我不能跟前辈大师比，他们是我的榜样，我向国家捐赠，其实也是在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无论动荡还是承平，他们的人格力量一直在鼓励我学习、收藏并报效社会。那天，我与太太共同草拟了这份清单后，我有点疲累地望着窗外让眼睛休息一会，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从天空中飘过的白云，仿佛就是前辈大师的笑容，他们在嘉许我与太太做出这个也许是一生中最大的决定。我的心里充满了难以言状的欣喜，我的眼眶也湿润了。”

　　在一旁的韩师母也蔼然微笑，频频颔首。韩天衡接着说：“我们的决定，也得到了子女的理解与支持。其实，早在他们懂事起，我就向他们灌输自己的想法，我对他们说：这批藏品眼看着日益增多，价值持续显现，但它们的归宿是社会。在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上，我们每人都是匆匆过客，藏品再精彩，看过、抚摸过，即为拥有，我只是个保管员。”

　　南北呼应，一个误会，旧厂房焕发新生命

　　在上海，在中国，直至在国际版图上的汉文化圈，韩天衡都是一位响当当的书画篆刻艺术家，书画界甚至还有一种说法：韩先生在外省的名气比上海还大。每逢朋友这么说，韩天衡总是一笑了之，淡然应对。但是后来书画界又传出一种颇为激愤的说法：韩天衡在上海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北京人倒要给韩天衡建造一座艺术馆。如果韩天衡艺术馆建在远离本土的北方，那上海人的脸面往哪里搁？现在，这个问题由记者提交给韩先生。

　　他先来一个仰天大笑，然后细说从头：“事情倒并非空穴来风。去年年初，北京通州区政府邀请我在那里建一座韩天衡艺术馆，我听了也表示同意，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有这样机会，不妨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弘扬海派书画，促进南北书画艺术的交流。但是，这只是个意向。去年夏天上海书展，我在签名售书时，有一家新闻媒体要采访我，当时读者都在排长队，我脱不了身，没法接受采访，但那位记者大概要急于回去发稿吧，不知采访了哪位熟人，就将这个消息捅出去了。这下可好了，第二天报上就说‘韩天衡先生表示将前往北京生活，但仍会留恋上海的生活’。传到坊间，就演绎成我不满上海的文化环境，产生了落户北京的想法。这样一来我就很被动了。”

　　后来上海市委市府的领导也听到了这个信息，跟韩天衡说：你不能走，你是上海本土的艺术家，你在上海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影响。不久，文汇报也刊登了一篇记者专访，文章中韩天衡明确表示：“我不会离开上海，上海是我工作、生活的乐土。”

　　接着，上海嘉定区政府找到韩天衡，希望为他建一个艺术馆。馆址选在城区，离陆俨少艺术馆不远的地方，那是一家纺织厂的旧址，有8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厂房还滨临两条河流，风景相当不错。学建筑出身、并对艺术颇有爱好和研究的嘉定区区长孙建伟知道西方国家有许多利用旧建筑改建艺术馆的成功先例，对于嘉定这个旧厂房转身为艺术馆，他胸有成竹。

　　“嘉定区政府给我建这样一个馆，我当然感激不尽，我也跟孙区长畅谈过，他是内行，有想法，有激情，我绝对放心。”韩天衡说，“接下来我就如何充实、利用这个馆了。”

　　一场浩劫，结缘大师，抢救国宝秦灰中

　　1940年，韩天衡出生在南市老城厢一个儒商家庭，6岁起就跟着擅长书画篆刻的父亲韩钧铭学习刻印，从此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也山花烂漫的艺术道路。19岁时，韩天衡“投刀从戎”，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温州水警区的一位战士，在俱乐部搞宣传时，发奋临帖摹印习画。后来有幸拜了几位老师：印家方介堪，书法家马公愚、陆维钊，词学家梅冷笙。年轻的韩天衡在诸位大师的熏陶与指点下，进步神速。

　　1968年韩天衡从东海舰队退伍，进入上海自来水公司工作。其时，十年动乱正处于“如火如荼”的阶段，中华文明蒙受了不可挽回的浩劫。看到自己尊敬的诸多艺术家如谢稚柳、唐云、王个簃、陆俨少、黄胄等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接受无休止的批斗迫害，他心急如焚。

　　但似乎有“上帝”的旨意悄悄下达，1972年，韩天衡作为工农兵代表被借到上海中国画院，在乌云密布的那个年代，他没有以上层建筑占领者自居，而是以自己的学养与谦逊，得到了大师们的认可，抓住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偷偷学艺的机会。

　　勤奋的学习加上沙孟海、李可染、刘海粟、陆俨少、程十发等大师的提携与赏识，海晏河清之日，韩天衡便以独特的篆刻语言脱颖而出，展现出鲜明的个性与风格。中国的艺术天空，就此升起一颗闪亮的新星。

　　韩天衡成为承前启后的书画篆刻大师，其中的曲折与艰辛，应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记者在此重点介绍他的收藏，而且由于篇幅关系，也只能掇取一二与捐赠有关的故事与读者分享。

　　“文革”初期大破“四旧”时，韩天衡眼看许多古旧书画毁于一旦，急得不得了，他经常在街头踯躅，看到有斯文点的老先生自行烧毁，就想办法买下来，当时他还身穿军装，有这层保护色，人家倒也敢成全他。

　　有一次他看到一位老先生在烧一堆旧字画，其中一件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格外关注，凑近一看，原来是一张明代宣德年间内廷专用的乌丝栏，此物系皇帝专用之物，想来是流落民间后，再经两百年，到了大书法家董其昌手里，为了表示宝爱，也为了传诸后人，就在上面写了兰亭序。韩天衡当即表达要购买此帖的意思，老先生看看周边没人，壮着胆子报了个价格：5 0元。韩天衡马上答应，但他当时拿不出这笔钱，就嘱他先藏好，自己回家凑钱去。怎么凑呢？说来心酸，一对大红袍鸡血石送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得10元，再卖掉两只玉笔筒，得2元，再卖掉张熊的十二开册页，得2元，最后又卖掉两套明代的古籍，得5元，好不容易凑了17元，算是付了订金，而余款花了10个月才付清。10年后，谢稚柳和徐邦达两位大师看到这张法书后大为惊喜，赞不绝口，称其为不可多得的国宝级文物。

　　韩天衡从小奏刀治印，对印材格外关注，至今藏有上佳印章石数千方，同时他对古印研究也颇有心得。90年代初的一年，他去香港讲学，闲暇时逛古玩店，意外发现一枚汉代金印，印面为“关中侯印”，应是研究印学发展与古代官制的一流标本。商家索价十多万，韩天衡不容自己犹豫，马上从朋友处借了钱来购得。后来他请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马承源先生鉴赏，马馆长表示这枚金印重达300多克，属于印中大器，上海博物馆陈列中也有一枚金印，是晋代的，重不过120克。所以韩天衡得到的这枚“关中侯印”，堪称稀世珍宝。

　　韩天衡向记者回忆起抢救流散文物时的表情最为生动：“当时香港古玩店最集中，有好东西，但价格吓人。而澳门有更多机会，当时大三巴牌坊下面一带是烂鬼楼，环境脏乱差，臭气冲天，但有数十家古玩店云集，当时内地正值市政交通建设高潮，常有古墓见光，文物失散现象严重，经文物贩子之手辗转流落港澳台，我有空就去那里淘宝，一般区区几百元就可以买到汉唐时期的高古陶瓷了。后来我咨询了文物专家，专家表示，你以一己之力回购国家流散文物，是爱国行为，所以我胆子就大了。有一次有朋友拿来两方齐白石的印章，我一看，是老人家为杨皙之刻的，皙之就是杨度啊，我马上要了。他又告诉我，在德国某古玩店里发现一枚齐白石的印章。经他一描述，我判定系真品无疑。可怜白石老人一生没有出国，他的印章倒流落海外。于是我表示要买，一个月后，这位朋友果然从国外买回来了。从此我知道欧洲有不少中国古董，那么我后来去那里办画展或讲学，就去逛那里的古玩店，如愿以偿地买到不少好东西，那感觉，就像将一个个孤儿领回家。”

　　给韩天衡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日本东京一家古玩店里的经历，他当时发现了一方大西洞端砚，尽管商家开价不菲，但他购藏决心不可动摇。成交后，日本老板问他是哪里人？韩天衡请他猜一猜，日本人一连猜他是韩国人、新加坡人、中国台湾人，最后韩天衡骄傲地告诉他是“中国大陆人”，对方当场失控，尖叫起来：“过去都是我们日本人到中国大陆买古玩，现在风水转了，大陆人来日本搜罗古董啦！”

　　上世纪80年代初，韩天衡去新加坡办书画展并讲课，在展厅里他分明听到新加坡收藏家说：中国人每月工资只有区区几十元，凭什么韩天衡的画要卖到上万？我看这是乱开价，中国书画家的作品永远是卖不过我们南洋艺术家的！

　　这话使韩天衡大受刺激，激愤、屈辱兼而有之，但好在这一切情绪都被他融化于不懈的奋斗之中。“再看今天，流落日本的中国古董，比如瓷器、文玩、字画，不都一批批地回流，出现在内地的拍卖会上？而南洋诸国艺术家的作品，不论艺术品格还是买价，能与中国比肩吗？他们把在中国开个展视作一生中莫大的荣幸。这就说明，国家强大了，艺术品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艺术家才有崇高地位。告诉你，我的这份感受是饱含眼泪的。”韩天衡激动地说。

　　一番感慨，几多风雨，海派大旗要重振

　　韩天衡告诉记者：“我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十余年，曾为刘海粟、朱屺瞻、程十发等几位大师整理过捐给国家的书画作品，亲身感受大师的高风亮节，他们的行为深刻影响了我。今天我作出捐赠决定，也算是追慕前贤吧。我知道，一个人的收藏品，应该属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这也是个人收藏行为的最好结局。我从来没有想过变现，我不缺钱，也不会全部留给子女，他们通过自己的奋斗，享受生活的乐趣才有意义。况且，收藏再丰再精，也不过三代，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证明过了。比如庞莱臣，藏品丰富吧？后来呢？烟消云散啦。所以让大家分享，使得藏品发挥最大的作用，才是最有意义的。”

　　韩天衡还认真地说：“我遇到了一个好时代，我的能力与前辈大师比，不及十分之一，但我的运道跟他们比，好了不止十倍，那么我就要感激这个时代，捐这批藏品，就是感恩的具体表现，我不图任何名利上的回报。最后这句话，请你务必写上。”

　　据韩先生透露，韩天衡艺术馆建成后将由政府某职能部门直接监管，以保证日后正常运作。之前他比较担心的是，目下不少场馆的运作常常因为经费不足而处于要么空关，要么观众寥落，展览不能经常举办等状态。

　　一千多件藏品展示出来，当呈蔚蔚大观之势。馆内还有一个展厅可供办展，还有一个工作室。韩天衡计划开馆那天趁势办一个师生展。

　　据上海书法家协会理事管继平介绍，韩天衡从部队回到上海后就开始带学生了，到今天他的弟子肯定超过五百，若加上外地学生，说韩门桃李满天下，绝对不是虚饰。

　　以研究中国近现代书法史见长的管继平还说，“韩先生当时带学生时，就在自己家里讲课，斗室只有十个平方米，七八个学生一站，转身的余地也没有了。有时候人一多，大家只得脱了鞋站到床上去，所以我们都戏称‘站训班’。新一届上海书协领导中，韩门弟子孙慰祖、张伟生、徐庆华就占了三位，都可见韩先生带学生是很有成效的。”

　　韩天衡听了马上说：“韩门兴旺不算什么，再说也是国家兴旺的缩影，更重要的是发扬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中很值得研究的一支，是体现城市精神的，也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体现。过去我们对海派两字很敏感，认识不足，现在外省人都开始花大力气研究海派书画了，我们为什么还首尾两顾，裹足不前？20世纪的海派书画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大师级人物不下60位，个个有了不起的本领，创流派，开风气，立言立德，名扬天下。将来，我要使这个艺术馆成为海派艺术研究的基地，海派艺术要四世同堂，要创造辉煌的明天。”

　　记者最后追问一句：“上海建馆了，那北京方面的希望就落空了？”

　　韩天衡笑着说：“北京方面有诚意，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说到底，这不是为我一个人建馆，而是搭建一个南北文化交流的平台，开辟海派文化的展示窗口。北京人气魄大，上海人的格局也不能小。”

　　窗外，雪花飘散，反射着带几丝蓝色的冷光，室内，韩家的空调因故障而“罢工”了，但依然热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