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莹：《2000余块碑刻或改写荆楚区域社会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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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余块碑刻或改写荆楚区域社会研究现状

未见于文献记载的碑刻史料学术价值更值得珍视

  2013年08月09日09: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当前关于碑刻文献的整理大都比较零散，研究者若是难以对碑刻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那么寻求研究思路上的突破，显然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对碑刻文献进行集成式搜集很有必要。”

被誉为“石刻档案”的碑刻，是研究社会历史、风俗民情、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的重要实物史料。然而，由于许多碑刻并非名家手迹，且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缺乏足够保护，再加上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许多散落民间的碑刻在尚未被挖掘出学术研究价值之前，已遭损毁。

基于此种现状，近年来，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对荆楚地区现存古代碑刻进行了实地勘察和整理，以期在发现其学术研究价值的同时，使这些散落在荆楚民间的“石刻档案”能够以纸质或数字的形式得以留存。日前，记者就碑刻文献的研究价值、研究观念、规范整理等话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碑刻反映地方历史文化

武汉大学教授宗福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碑刻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记载着丰富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内容，对于区域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史料大都比较宏观，而碑刻文献中对历史细节的记录，如一户人家的财政收支情况或者一些风俗习惯，往往能够见微知著，为区域社会研究提供新的启示。”宗福邦说。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教授周积明表示，除了与传世文献互为补充的碑刻史料之外，那些未见于历代文献记载的碑刻史料，其学术价值更值得珍视。以湖北大学“荆楚碑刻文献的集成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实地勘察的2000余块碑刻为例，仅有28块见诸文献，其余均为新发现的史料，这些碑刻甚至可以改写荆楚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现状。

“比如在恩施地区发现的大量家族碑刻记载了恩施土家族、苗族、侗族的源流，以及改土归流后本地打破‘汉不入洞，蛮不出境’的戒律，大批汉、侗、苗人进入鄂西土家族地区，开疆拓土，繁衍后代，创建基业的情况。这对于研究恩施地区的多民族融合，有相当大的文献价值。”周积明说。

课题组成员、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所长郭莹向记者介绍，此次搜集的碑刻中有关宗族祠庙建设、学校书院的创设与重修、亭台楼阁的修建、道路桥梁的铺设，以及地方民众的生活习俗、社会风气、社会关系、家族世系、地方规约等的记载，都是史书未曾记载的，甚至在地方志书中也少有涉及。这无疑为拓展荆楚区域社会研究空间提供了契机。

研究观念影响碑刻文献整理

“其实，碑刻文献在宗教学、民族融合、人口迁移、教育、建筑、水利等方面的研究价值不仅局限于区域社会研究，还可以从更为宏观的层面开展专题或交叉学科研究。之所以碑刻文献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学界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不无关联。”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教授毛远明告诉记者。

毛远明表示，早期关于碑刻文献的利用及研究，大都侧重于对历史事实的零星考证。后来，学者开始将碑刻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突破就事论事的局限，开展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譬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利用墓志碑铭等石刻材料，研究西域少数民族进入内地后的历史、宗教、艺术、民族融合等方面的情况，丰富了碑刻文献的研究价值。

“充分挖掘碑刻文献的学术价值，除了需要顺应研究观念的更新趋势外，全面而系统地整理碑刻文献也是关键所在。”毛远明说，“当前关于碑刻文献的整理大都比较零散，研究者若是难以对碑刻文献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那么寻求研究思路上的突破，显然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对碑刻文献进行集成式搜集很有必要。”

除了集成式搜集外，如何规范整理也与碑刻文献能否充分发挥学术研究价值密切相关。毛远明认为，规范整理首先在于对碑刻文献的准确释读。因为碑刻文献涉及天文、历法、地理、职官、姓氏、谱系等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绝大多数用文言文写成，且用典使事，再加上文字假借、俗讹、同形异词、异形同词等因素，增加了释读的难度。只有对碑刻中的疑难问题加以阐释及校勘，扫除阅读障碍，才便于研究利用。

此外，对碑刻文献进行科学编目也是规范整理的关键所在。毛远明告诉记者，过去编写的各种碑刻文献目录，由于没有统一的体例，整理者多半根据个人理解和意图进行目录编排，因此显得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性。若想提升碑刻文献学术研究价值，制定标准统一且覆盖面广的编目体系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还需要在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方面下功夫。（记者郝日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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