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多年前，在我国唐代贞观初年的仲春时节，文脉悠远的古陈仓(即现在陕西省宝鸡市)，流淌的渭河穿城而过，一群文人来到渭河南岸陈仓山(即石鼓山)的北坂踏青，在此发现十个呈馒头状的粘满泥土的刻石。

　　出于好奇，便用山泉之水清洗刻石，只见石上所刻篆体文字，工整秀丽、残缺不全。于是取来拓墨宣纸将石鼓上的存字墨拓成片带回研读。

　　因石头上所刻文字，有的很好识别，有的则无法辨认，于是人们认为这是天赐神物，加以供奉。

唐初，凤翔府的官员郑余庆将十个石鼓从山野之地移到凤翔府的孔庙，因“五代之乱”石鼓散失后，宋代凤翔知府司马池找到了九个石鼓，惟“乍原”一石下落不明。

　　公元1052年，即北宋皇祐四年，向传师从民间找到了“乍原”石鼓，可惜石鼓上部已被乡民削去，刳作臼形用来舂米，诗句只剩下半部四行字。

　　大观年间，石鼓从凤翔迁到都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置于保和殿的稽古阁。对此，宋代诗人梅圣俞诗曰：“传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近人偶见安碓床，亡鼓作臼刳中央。心喜遗篆犹在旁，以臼易臼庸何伤?以石补空恐舂梁，神物会合居一方。”

　　金兵攻入北宋都城汴京后，将石鼓运到燕京(今北京市)。元代将石鼓存放在元大都国子学(现国子监孔庙博物馆)大成门内左右。元代国子司业潘迪考定石鼓文音训后，刻制《石鼓文音训碑》立于石鼓原石之侧。明、清及民国初期，石鼓一直保存在北京国子监孔庙内。位于成贤街的国子监又称太学，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最高学府，在国子监的左右两边，立着“文武百官至此下马”的石碑，石鼓存放在这里，一般人是不容易见到的。

　　公元1872年，英国著名的速写画家和战地记者威廉•辛普森(1823-1899)被《伦敦新闻画报》紧急派到北京，报道同治皇帝的婚礼，在中国一年多的时间里，以流畅的文笔、图文并茂的形式系列报道中国传统文化，刊登在《伦敦新闻画报》上。

　　他以《把经典刻在石头上更加安全》为题，对石鼓作了这样的描述：

　　“孔庙收藏的那些又圆又黑的石鼓上的铭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之一。它们被铭刻的年代约在公元前800年。总共有十个石鼓，被放置在寺庙内一个大门外面的显著位置，其中有五个摆在大门的左边，而另外五个放在大门的右边。在其中五个石鼓当中，有一个曾被用作喂牲口的盆子，并为此目的而从上面凿掉了一部分石头，一般认为它们属于周文王的时代。

　　古时候的人们十分珍视这些石鼓，当宫廷迁移时，人们会将这些石鼓从一国的首都带到另一国的首都;并且为它们制作了大小一样的复制品。这样，一旦石鼓出事，人们至少还能保留它们的形状和字体---因为石鼓上铭刻的字体跟现在仍在使用的字体大相径庭。”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之前，为使石鼓避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在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主持下，将藏于国子监的石鼓，随故宫第四批文物一起辗转运往南京、四川、贵州、上海等地，在经历了南迁、西去、东返、北归的迁徙之后，1958年，石鼓终于得以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箭亭。

　　石鼓文究竟是哪年之物，历代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如唐代的韦应物认为是周文王之鼓;以韩愈、张怀瓘、苏轼、赵明诚、段玉裁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高田忠周、福本雅一皆认为是周宣王时刻;宋代的郑樵最先提出石鼓文是秦刻石，他认为是秦惠王至秦始皇之物。对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著名古文字学家高明教授根据石鼓文字形、刻制工具、秦君称谓等方面研究，在21世纪初亦得出“石鼓文制作当在秦惠文王废‘公’称‘王’改元后的14年内”的结论。杨慎、郭沫若、张光远等则认为是秦襄公时物，震均、罗振玉、马叙伦、李铁华等认为是秦文公时物，唐兰认为是秦献公时物，最后马衡先生认为是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秦国的刻石，在学术界得到共识。此外还有多种意见，彼此各有所据，议论纷纭，至今虽没有统一的结论，但石鼓文距今已有2700年之久则基本上可以确定。

自唐代以来，为了使石鼓文字流传于世，便于学习或研究，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先后对刻石文字进行了墨拓、摹刻、影印和临写，于是便有了原石墨拓本、剪拓本、摹刻本、影印本、临写本等各种版本近百种。

　　石鼓文传世的拓本一是明范氏所藏“天一阁本”;二是明嘉靖锡山安国所藏“先锋”、“中权”、“后劲”三种拓本，即“安国三拓”。“安国三拓”保存字数最多，字迹也最为清楚。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先生曾在日本看到“安国三拓”照片甚为激动(从中辑为501字)。“安国三拓”归日本财阀三井老板收藏于三井文库三井纪念美术馆。“安国三拓”是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古、最早、最好、最有影响的拓本。

　对于石鼓文的内容，郭沫若先生经考证认为，它记载的内容虽直接反映的社会史料不多，但从它的质地、形状，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生产状况、生活习惯来看，可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得到一些间接的了解。

　　十个石鼓刻辞的大概情况是：

　　一、汧沔石，歌颂秦公在汘水捕鱼作乐的情景。

　　二、霝雨石，歌颂秦公率领将士驾舟出征。

　　三、而师石，歌颂秦国师旅强劲善战。

　　四、乍原石，诗歌可能与农业有关。

　　五、吾水石，歌颂秦国民富国强的景象。

　　六、车工石，歌颂秦公策马狩猎追逐麋鹿的情趣。

　　七、田车石，歌颂秦公率众狩猎。

　　八、銮车石，歌颂狩猎规模宏伟，捕获怪兽大犀牛。

　　九、马薦石，诗意难知，但有秦公获鸡血宝石之说。

　　十、吴人石，诗意是用猎物祭祀祖先。

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石鼓文在中国的文字史、文学史、考古史、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从文字学方面来看，石鼓文介于西周金文与秦朝小篆之间，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母体，是研究中国汉字形体演变的珍贵实物。在文字学发展方面，它填补了一个空缺，对研究古文字发展的序列，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史料。

　　任继愈先生说：“世界上的许多古文字都消亡了，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石鼓文字至今仍不过时，规律有迹可循，如《车工石》中的‘吾车既工’、‘吾马既同’的‘车’字、‘既’字、‘工’字、‘马’字、‘同’字，我们现在还在用，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持续发展，一直未中断，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

　　从文学方面来看，石鼓文以四言古诗的形式记载了当时的历史。其文词之精微，诗句之优美，体裁之新颖，内容之丰富，足可与《诗经》媲美。

　　我国古代的文字语言虽然十分丰富，但用诗的语言刻铸而成的，迄今为止，只有石鼓诗文一种。诗歌用不少优美的诗句在歌颂秦公政治上取得辉煌业绩的同时，从不同的侧面描写秦国的战车良马，自然风光，岍渭之会落英滨纷，风景如画，生灵繁茂，水产丰富。因此，郭沫若从文学的角度对此评价：石鼓诗文十分珍贵。“两千六七百年前古人所写所刻的诗遗留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它在诗的形式上每句是四言，遣辞用韵，情调风格，都和《诗经》中先后时代的诗相吻合。”

　　从史学方面来看，它记录的虽是秦国君主狩猎及农事，而实际上是与军事有关的活动。所写的内容是《诗经》之外的叙事史诗，意在“刻石表功”和“托物传远”。

　　从书法艺术来看，石鼓文是现行楷书的嫡祖，历代文人无不崇尚石鼓文书体。唐代张怀瓘谓石鼓文：“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石称书，遗迹石鼓。”杜甫称“字体变化如浮云”。 韦应物作《石鼓歌》：“忽开满卷不可识，晾潜动蛰走云去……”用动物惊蛰苏醒来形容石鼓文字，可谓匠心独具。元代潘迪说：“其字画高古，非秦汉以下所及，而习篆籀者，不可不宗也。”清代康有为赞美石鼓文：“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石鼓文字对后代的书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雕刻艺术来看，石鼓就地取材，天然成趣，是石刻艺术的元宗和典范，开我国以石为文之先河!它与商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迥然不同。非青铜刻刀或铁制刻刀所刻，而篆书的圆相、构筑及笔法的灵活与流动、一丝不苟，各种美姿均从字体中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