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武 ：《近百年儒学形态与功能的变化》

 近百年儒学形态与功能的变化
2012年05月23日 03:12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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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开启的儒学由古及今不至衰绝 资料图片
由孔子所开启的儒学之所以能够由古及今不至衰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儒学内在的因素，也有时代提供的条件，还有儒学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及其合力。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近百年来儒学与中国社会历史大变迁相俱进，与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会相伴随，其形态与功能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具有学术史、思想史和哲学史意义，而且是理解儒学在今天与未来走向的一大关键。
从经学时代到后经学时代
自汉代起，经学成为儒学开展的基本形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之初。尽管早在鸦片战争前后，经学内部即已萌生以新代旧的更化，在龚自珍、魏源那里以复兴今文经学的形式显示出新因素的端倪，但直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经学中的新因素与旧传统仍然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学成为当时先进思想家表达变革要求的特殊思想形态，出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另一方面，经学又继续起着维系中国封建帝制的意识形态功能，张之洞等人坚持在大学堂设置经学科，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主张尊孔读经。
经学的这一困境，使得经学难以避免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冲击与解构。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1912年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明令废止大学经学科，这一系列变革使经学最终失去了制度的支撑。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又使经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受到荡涤。经过种种冲击与解构，经学时代终于走向终结。
自20世纪20年代起，现代新儒学成为儒学在后经学时代开展的新形态。现代新儒学融会中西古今思想资源，对儒学进行了重构和复兴，使儒学脱离了传统经学形态而获得了新的开展。现代新儒学尽管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思潮而出现的，却吸取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认为儒学在20世纪的新开展，并不在于反对从西方引入“科学”与“民主”，而在于弥补“科学”在解决人生问题上所受到的限制，提供“民主”在实践中所缺乏的道德支撑。因此，现代新儒学在认同“科学”的同时，致力于哲学本体论的重建；在主张“民主”的同时，更强调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正是通过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儒学成功地经历了由经学时代向后经学时代的转换，继续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从精英之学到大众之热
现代新儒学与近代经学的区别，在于从形态上由解读儒家经典而转向自创哲学体系，在功能上由直接参与现实政治而转向专注学术研究。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除少数为史学家外，大多是哲学家。他们围绕文化观和历史观问题、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人生观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哲学思考，开创了文化儒学，发展了形上儒学，探讨了人生儒学，使现代新儒学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主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作出了重要建树。
在哲学本体论问题上，现代新儒学的哲学家们贡献尤大。20世纪30—40年代，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等本体论体系先后建立。这些体系固然分别继承了宋明道学中心学与理学两大路向，但又都程度不同地吸取和融会了西方哲学资源，以回答现代哲学所面临的哲学与科学、本体与现象、理性与直觉、理想性与主体性等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标志性成果。至20世纪下半叶，又有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论”和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相继创立，进一步推进了形上儒学的本体论建构。
现代新儒学的形上追求，虽然在哲学上成就很大，但又使儒学成为了一种书斋里的精英之学，因而引发了现代新儒学内部的分歧。徐复观就曾主张“消解形而上学”，对熊十力诸师友的本体论建构提出批评，希望把儒学的现代开展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但这种主张在当时几乎无人理解。这种状况直到最近20年才出现了根本性改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思想空间的不断开放，儒学研究不仅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渐由精英之学演变成大众之热。一批儒学学者，通过创办文化书院、主持电视讲座、运用网络传播、倡导儿童读经等多种方式，使儒学再次由书斋走向大众。儒学的这一新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国人重建价值观的需要——人们希望能在儒学中获得建构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思想资源。
传统儒学资源的现代转化
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的变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对传统儒学资源进行现代转化？这种转化工作，早在康有为、章太炎那里即已自觉开启。他们所复活的传统儒学的“大同”、“小康”、“革命”诸观念，对20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这一工作不仅为现代新儒学所继续，而且为许多现代新儒学以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所开展。这些现代新儒学以外的人们，未必会认同复兴儒学，但却会重视对传统儒学思想资源进行现代转化并加以吸取与承继。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儒学资源现代转化理论，如毛泽东的中国文化批判继承论、张岱年的中国文化综合创新论、牟宗三的中国儒学返本开新论、傅伟勋的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论。也正是这样，出现了对传统儒学资源所进行的不同方向、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现代转化工作。儒学在后经学时代的生命力、影响力、吸引力，往往正在通过这种转化显示出来。可以说，这种对传统儒学资源的现代转化，成为了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变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与功能。
在儒学成为大众之热的今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需要建构自己的传统儒学资源现代转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儒学存在着何种历史联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当如何处理与儒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从儒学中吸取哪些思想资源？这些都是这一理论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又关系到儒学在中国的未来前景。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学形态与功能的近百年变化与未来展望”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
由孔子所开启的儒学之所以能够由古及今不至衰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儒学内在的因素，也有时代提供的条件，还有儒学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及其合力。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近百年来儒学与中国社会历史大变迁相俱进，与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会相伴随，其形态与功能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具有学术史、思想史和哲学史意义，而且是理解儒学在今天与未来走向的一大关键。
从经学时代到后经学时代
自汉代起，经学成为儒学开展的基本形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之初。尽管早在鸦片战争前后，经学内部即已萌生以新代旧的更化，在龚自珍、魏源那里以复兴今文经学的形式显示出新因素的端倪，但直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经学中的新因素与旧传统仍然纠缠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一方面，经学成为当时先进思想家表达变革要求的特殊思想形态，出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和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另一方面，经学又继续起着维系中国封建帝制的意识形态功能，张之洞等人坚持在大学堂设置经学科，袁世凯为复辟帝制主张尊孔读经。
经学的这一困境，使得经学难以避免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冲击与解构。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1912年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明令废止大学经学科，这一系列变革使经学最终失去了制度的支撑。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又使经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受到荡涤。经过种种冲击与解构，经学时代终于走向终结。
自20世纪20年代起，现代新儒学成为儒学在后经学时代开展的新形态。现代新儒学融会中西古今思想资源，对儒学进行了重构和复兴，使儒学脱离了传统经学形态而获得了新的开展。现代新儒学尽管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思潮而出现的，却吸取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认为儒学在20世纪的新开展，并不在于反对从西方引入“科学”与“民主”，而在于弥补“科学”在解决人生问题上所受到的限制，提供“民主”在实践中所缺乏的道德支撑。因此，现代新儒学在认同“科学”的同时，致力于哲学本体论的重建；在主张“民主”的同时，更强调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正是通过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儒学成功地经历了由经学时代向后经学时代的转换，继续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从精英之学到大众之热
现代新儒学与近代经学的区别，在于从形态上由解读儒家经典而转向自创哲学体系，在功能上由直接参与现实政治而转向专注学术研究。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除少数为史学家外，大多是哲学家。他们围绕文化观和历史观问题、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人生观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哲学思考，开创了文化儒学，发展了形上儒学，探讨了人生儒学，使现代新儒学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主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作出了重要建树。
在哲学本体论问题上，现代新儒学的哲学家们贡献尤大。20世纪30—40年代，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等本体论体系先后建立。这些体系固然分别继承了宋明道学中心学与理学两大路向，但又都程度不同地吸取和融会了西方哲学资源，以回答现代哲学所面临的哲学与科学、本体与现象、理性与直觉、理想性与主体性等关系问题，成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标志性成果。至20世纪下半叶，又有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论”和牟宗三的“两层存有论”相继创立，进一步推进了形上儒学的本体论建构。
现代新儒学的形上追求，虽然在哲学上成就很大，但又使儒学成为了一种书斋里的精英之学，因而引发了现代新儒学内部的分歧。徐复观就曾主张“消解形而上学”，对熊十力诸师友的本体论建构提出批评，希望把儒学的现代开展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打成一片，但这种主张在当时几乎无人理解。这种状况直到最近20年才出现了根本性改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思想空间的不断开放，儒学研究不仅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渐由精英之学演变成大众之热。一批儒学学者，通过创办文化书院、主持电视讲座、运用网络传播、倡导儿童读经等多种方式，使儒学再次由书斋走向大众。儒学的这一新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国人重建价值观的需要——人们希望能在儒学中获得建构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思想资源。
传统儒学资源的现代转化
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的变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对传统儒学资源进行现代转化？这种转化工作，早在康有为、章太炎那里即已自觉开启。他们所复活的传统儒学的“大同”、“小康”、“革命”诸观念，对20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后，这一工作不仅为现代新儒学所继续，而且为许多现代新儒学以外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所开展。这些现代新儒学以外的人们，未必会认同复兴儒学，但却会重视对传统儒学思想资源进行现代转化并加以吸取与承继。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儒学资源现代转化理论，如毛泽东的中国文化批判继承论、张岱年的中国文化综合创新论、牟宗三的中国儒学返本开新论、傅伟勋的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论。也正是这样，出现了对传统儒学资源所进行的不同方向、不同形态、不同程度的现代转化工作。儒学在后经学时代的生命力、影响力、吸引力，往往正在通过这种转化显示出来。可以说，这种对传统儒学资源的现代转化，成为了近百年来儒学形态与功能变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与功能。
在儒学成为大众之热的今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需要建构自己的传统儒学资源现代转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儒学存在着何种历史联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当如何处理与儒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从儒学中吸取哪些思想资源？这些都是这一理论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又关系到儒学在中国的未来前景。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学形态与功能的近百年变化与未来展望”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