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7月30日10:26:19 　来源： 新华书画 

在中国，书与画，除了同样追求线条的美感和诗歌的意境，书法所强调的均衡和工稳，适用于中国绘画的开合与布局，而中国绘画讲究的意在笔先，气韵生动，亦为书法之要旨。至于行笔、运笔内含张力的大小，一直以来同为书画两界判断作品的重要标准。在中国书画历史上，善书者往往能画，赵孟頫、倪云林、沈周、董其昌、石涛、金农等，都是书画并重的大家。中国画的笔墨问题始终与中国书法的发展紧密联系，如清代碑派和金石学派的兴起，对绘画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金石书法的兴盛是清代笔墨发展的重大贡献，金石画派对后来的创作起到了很大作用，金石学对书画的影响是一场笔法革命。比如吴昌硕学习研究金文、篆书，他第一次见到任伯年时已经50多岁了，而他在这之前从未画过画。任伯年在看到他深厚的金石书法功力后就鼓励他画画，吴昌硕当场作画就让任伯年拍案叫绝。论画的技巧，任伯年要高出一筹，要论笔墨的格调，吴昌硕就要比任伯年高出许多了。这充分说明了金石书法对绘画的重要性。绘画格调的高低与书法修养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黄宾虹有很高的书法修养和金石修养，这对他的国画创作有着极重要的作用，正是书法金石方面的积淀成就了他在绘画上的成就。在《自题山水》中黄宾虹指出： “画法用笔线条之美，纯从金石、书画、铜器、碑碣、造像而来，刚柔得中，笔法起承转合，在乎有劲。”他从笔法把画家分为庸史、名家和大家。“法备气至”这个法就是笔法。他还将笔法总结为平、圆、留、重、变五法，这也是对笔性的要求。平如“锥画沙”，圆如“折钗股”，留如“屋漏痕”，重如“高山坠石”，变即方法创新、富于变化。这五个要求是衡量线条质量很重要的标准。我们知道，凡是好的书法线条质量都是过关的，有了这五种笔法自然会使作品风骨劲健、超凡脱俗。中国画中的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都强调用笔，笔墨的关键是用笔。书法结构、线条之间疏密变化、刚柔并济都是画面优劣的决定因素。李可染先生曾对我说过，对中国画家来说，线条用笔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画历史上，真正在线条上过关的画家并不多。所以我在55岁以前一直在线条上下功夫，所做的画面造型也以线为主。很多时候，虽然只是简单的几根线条，就能包含许多内容，线条要体现筋、骨、肉，要有平、圆、留、重、变的要求，要有内涵，要有方圆、疏密、刚柔、轻重等等变化，不像西洋绘画那样，对线的要求只是流畅。一条线对中国书画家来说要修炼一辈子。

本文作者作品《山村夕照》

笔墨贵在体现出“生死刚正谓之骨”的风骨，骨法用笔，不单是勤练的结果，更取决于绘画者精神的高度

为了画出更好的线条，我一直对金石书法有很浓厚的兴趣，看了大量的拓片，也下过很多功夫。金石学修养包括很多方面，有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石鼓文、汉画像石砖、汉碑、魏碑、墓志铭、篆刻等等。当年我刚一考入中央美院，就在李可染先生的教导下学习书法，他引导我们多读汉碑和魏碑。我临摩过《张迁碑》、《礼器碑》、《张猛龙碑》、《爨宝子碑》、《郑文公碑》等等，我还对石鼓文、青铜器上的铭文那种斑驳厚重、古朴自然、巧拙相间的线条特别感兴趣，汉画像石砖和篆刻在很小的空间里布置很大的天地，那种线条组合体现的味道都对我的绘画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的画里有汉砖的成分。我学书法主要是思考线条本身的韵味、组合、呼应和表达能力，以线来营造画面。中国画素来重视笔法、重视笔性，从表现形式上看，笔往往表现为具备高度生命力的优质线条，但其文化内涵，远非西洋画的线条可以比拟。我认为，浑厚华滋、苍润并济是中国画笔墨语言的最高境界。苍，表现人的骨气、品格；润，反映了一个画家的感情和生趣。这种绘画语言形式上的矛盾，完美结合起来，画面就富有张力的气韵，不刻板也不流于轻浮甜俗，蕴含着中国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审美趣味。技法要求只是一个相对低层次的要求，而意境的追索则是一个相对高层次的精神交换。笔法的确丰富了技巧，但如果危及诗化的含蓄蕴籍，则立即被置于另类的地位。

张仃说，笔墨问题是中国画的底线。这句话说得已经非常直白了，就是说如果没有了笔墨，中国画也就丢弃了非常重要的审美趣味，失去了基本语言。中国画家不可越过书法的练习。前面说过了，我为了过线条关，曾下过很大功夫，对金石、古篆和汉砖上的线条进行了多年的细心揣摩，以线为主的绘画我磨练了二、三十年时间，用来锤炼自己用笔、用线的功夫。用心体会和实践后，我才说出了“汉砖和魏碑滋养着我，融入我的灵魂，伴我成长”这句话。55岁以后我才更深入地研究墨法，用墨虽然是块面问题，还是要由用笔的方法来完成，墨法中不可能少了笔法。

南齐谢赫六法首倡“骨法用笔”，那时候中国画以线条为主，还没有出现表现水墨韵致的作品，此处的骨法，主指画家凭己之学识、修养、气质，以线条描绘人物骨相之清奇、脱俗、刚健。到五代荆浩明确提出“生死刚正谓之骨”，骨非但指向作品本身表现形式之精准、严密、有力，内容言之有物，亦关乎创作者的人格高尚，画家在作画之外，修身养性，力求内心完善，刚正不移，不因世风移而心生浮躁，居闹市而心安然，画作自能传递山水力量之骨气、骨力。我认为，在当代强调“生死刚正谓之骨”的原则非常重要，因为在重视经济效益的商业社会，在书画之外有许多诱惑，你是否能坚持你的追求和原则，坚守一个艺术家的节操，对你所能抵达的艺术高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是近十年才有切身体会。中国画除了笔墨技巧层面以外，还有精神层面的问题，书如其人、画如其人就是这个意思。笔墨到了高级层次，不仅是形、质、功力的问题，同时也是修养、品格的问题，黄宾虹先生甚至提高到“法就是德”这样的高度。传统文化中的“风骨”一词，经过长期的演绎，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风骨”概念影响着后世的审美取向，对风骨的强调，也就是对内在理念和“力”的强调。没有“骨”的作品，缺乏“骨”的支撑，情感的表达就显得空虚、软弱。每个画家因个人气质、学养、悟性、品格不同，对技法理解与把握也会不同，艺术家的创作，应该顺性而为。所谓顺性，就是顺从自己内心的个性、独特的情感和多年来形成的人格特点，画心中的所思所想。创作的最高境界，应该是“以不似之似似之”，在于追求和表现“寄兴于笔墨，假道于山川，不化而应化，无为而有为”（石涛语）的境界。一支毛笔可以表达一个人的修养、品格、心胸，这在书法和绘画上是一致的。书法讲究人品与书品的统一，绘画也讲究人品与画品的相通。黄宾虹在《美学文集》中指出：“讲书画，不能不讲品格；有了为人之道，才可以讲书画之道，直达向上，以至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