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画同源及骨法用笔 |
2010年07月30日10:26:19 来源: 新华书画 |
本文作者作品《圣玛利偌山下》 我16岁那年,看到了俄罗斯“巡回画派”油画集,那恢宏的气势、厚重的历史感、惊心动魄的大场面、细腻精微的人物刻画和深刻的社会主题揭示都让我着迷。这些作品中洋溢着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和人文主义精神,他们所体现出的对艺术、对社会不容置疑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引起了我的认同。我一直偏爱大场面和历史题材的创作,根源应是在这里。读美院后,我一直致力于人物画的创作,早期的山水画,是人物画的副产品,正式画山水,是从参加“五岳三山画展”开始的。归纳起来,这个转变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李可染先生的影响,二是李行简等学友的鼓励,三是源于内心对艺术的重新思考。我认为中国山水画有三种艺术境界:第一是有能力来表现自然丘壑,即画什么像什么,这是作为一个画家最基本的条件;第二是画出意境,有要笔墨的修养;第三是把山水当人来画,通过画来反映画家的人格力量,从画里能够看出你的修养与人品。这才是画的最高境界。我认为,画画等于给自己的灵魂照相。画者的心胸、气量与画的境界息息相关。特别是山水画,心胸不开阔、气度不大,画出来的画必然缺乏博大的气象和磅礴的力量。近代陈衡恪先生在其《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说:“文人之绘画,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者乃能完善……” 纵观历代大家,无不格外重视人品修养,如潘天寿、李可染等大师,画中就充分体现了他们的人格力量,有独到的语言和创造,而且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人生。齐白石、黄宾虹等的艺术主张和对艺术的理解都在他们的画中有充分的体现。这些大师在艺术上还充分体现了变革的探索精神。黄宾虹所处的年代还是“四王”画风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而他却完全以书法用笔来构造画面,用非常潇洒、非常浑厚的笔法,以乱而不乱、无法中有法的方法做画,这在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但他没有迎合时尚,在各种困难和非议下依然坚守自己的风格,别人再说不好,自己该怎么画还怎么画,终成大家。李可染先生从青年时代就有变革中国画的理想。山水画发展到清代“四王”,在山水画技法继承上功绩卓著,用儒家美学观点入画,以及在理论的总结上都功不可没,这不可否认。但是“四王”在山水画创作上脱离了生活,偏离了中国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理念,使山水画的创作走向了极端。为了扭转这种极端,使生活和丘壑能够真正进入山水画中,李可染先生1954年开始外出写生,实践“外师造化”这一中国画的文化精髓。这条路可染先生走得很艰难,开始也不被那些保守的画家认可,说他这不是中国画,文革中还批判说他画“黑画”,经历如此艰难,可染先生毫不犹豫,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不改变作人原则,在传统型的山水画向当代型的山水画转变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山水画审美趣味能够被当代人所接受,所喜闻乐见。并且笔墨精妙,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他一生立志为祖国河山作传,完成了自己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当代山水画大师,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是很感人的。 中国山水画正处在过渡时期,在转型工作上,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等都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我们这一代应该沿着这种改革道路,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上实践得更好。各个时代的书画都有不同的特点,都有自己的艺术主张,笔墨精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要抵达这样的目标,不从思想深处对自己有要求是不行的,精神高度决定作品的高度,我们这个时代,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对书画家创作都是非常好的。创造更加完美、更加有时代特征的作品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陶冶情操,开阔眼界,是艺术家的历史职责。 |